《丁玲传》李向东 王增如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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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三年六月丁玲在家中
丁玲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风云人物，其作品数次引领文坛风骚，但她的人生也曾几度坎坷、荣辱相伴。《丁玲传》以翔实的资料记述了丁玲从出生到病逝的传奇人生。丁玲以“飞蛾扑火”般的执着追求理想，虽历尽坎坷大起大落，但矢志不移。
本书是深入了解中共党史和现代文学史的一条重要线索。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几十年文艺政策的演变，胡也频、瞿秋白、毛泽东、彭德怀、冯雪峰、王震、康生、周扬等一系列党内领导干部的生活和关系的细节，都通过丁玲个人的曲折经历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出来。
“我是被恋爱苦着”
自打接办《北斗》起，丁玲与雪峰的联系多了起来，因为“这一时期我是属冯雪峰领导的。《北斗》的编辑方针，也是他跟我谈的”。冯雪峰于1931年2月调任“左联”党团书记，1932年2月调任中宣部文委书记。
丁玲与雪峰的恋爱，是一生中情感最炽烈的一次，也是没有结果的一次。此前她与也频，还没有尝到恋爱的滋味就直接步入同居，“我和他相爱得太自然太容易了，我没有不安过，我没有幻想过，我没有苦痛过”。此后她与冯达，主要是过日子的伴侣，谈不上多少感情色彩。再后来与陈明恋爱时，她已经历过了大风大浪，理智得多，沉稳得多，显出一种成熟者的恋爱。
大约从1931年7月开始，丁玲与雪峰之间开始有一些通信。丁玲写给雪峰的信，除了作于1931年8月和1932年1月、已经公开发表的《不算情书》，上海鲁迅纪念馆还存有另外几封。这些信与《不算情书》等书信、文稿一起，都是丁玲1933年5月被绑架后，冯雪峰、楼适夷转移到进步人士谢澹如家中保存下来的。全国解放后，谢澹如曾经将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梦珂》等三篇文稿和胡也频的一些文稿捐献给上海鲁迅纪念馆，而“胡也频、丁玲的照片十余帧及丁玲致冯雪峰信六封”，则是1962年谢澹如病逝后，其夫人钱云锦于1963年捐献的。谢澹如之子谢庆中曾撰文说，谢澹如为了保存这些文物想了许多办法，甚至缝在岳母的寿衣中。2007年8月上海鲁迅纪念馆举办“纤笔一支谁与似——丁玲生平与创作展”，玻璃柜中展出了数封丁玲致雪峰书信原件，专家学者连连惊叹：“太珍贵了！”
现存上海鲁迅纪念馆的几封信，其中有三封基本完整，一封是半篇残信，写在半张纸上，这四封均有抬头，用钢笔自右至左竖行书写，用的是同一种印有分行线的书写纸，正反两面书写。这些信是丁玲与雪峰炽烈恋爱的记录。
丁玲最初的心理很矛盾，欲言还休，她在一篇涂抹凌乱、没有抬头的信纸上先是写下“我不愿意欺骗我自己，我要对自己公开的说一句话。我是被恋爱苦着”，然后又把这一句重重划掉。这大概只是她的自我倾诉。
正式的通信大约始于1931年晚春，两人之间有了一条交流渠道，丁玲立刻感觉“四周都充满着生气，充满着光明”，“我想我不会再掉在无谓的烦恼里了”。她不愿按雪峰的意见，将他的名字写作“××”，她一定“要写上这个在我心里叫唤惯了的名字，这个存在在我的心里是三年多了的可亲的名字”。
在以后的信里，丁玲的情感越来越炽烈，语言越来越大胆。雪峰则理智、矜持得多，家庭的责任、“左联”领导者的身份都约束着这个共产党员，他不喜欢她尽说些“糊涂话”，丁玲把“那些糊涂话的信就只好写了又扯，扯了还要骂自己”，但是“在心上却实在不能将那些话死去，还是要想雪峰”。她不能不倾诉，又不敢尽情倾诉，小心节制着，担心“有一点使雪峰觉得说过了分”。但是她更希望“假如雪峰能稍稍诚实点，能喜欢我点，我是只有更感到这生的意义的。雪峰，想到你那样子，有时真有点恨起你来”。她为她和雪峰未能走得更近些深深惋惜，甚至“有点悲哀”：“我总是这末觉得，我们两人都有点虚伪，我们都骗了自己，尤其是你，假如我们不是这末为一种并不必要的理性拘束了自己，我们一定不是现在的情形，我们可以更了解许多……我实在曾经骗过自己，骗过自己可怕的感情，我勉强把自己骗过来了，或是我不承认这结果在我是合算。想起来真有点悲哀，恐怕我们永远就这末在一种可笑的情感之中，随着时间拖下去，拖到更难于接近的地位上了。”造成这样的结果，“雪峰，我想是该你负一大部分责任的”。
丁玲对雪峰除了情爱，还有深深的崇敬，因为敬佩而爱得更深，她对雪峰的话始终有服膺之心。雪峰是最早对《莎菲女士的日记》提出批评的人，他认为《莎菲》太消沉了，不希望丁玲沿着那条路走下去，更不愿意丁玲沉落在那种情绪里，他希望丁玲能描写革命，投身斗争。由于雪峰时常“严厉的鼓舞”，责备“近来的懒惰”，丁玲便会因为“起来得太迟，一个好的上午让它空过了”而感到“心里最难过”，决心“下午我一定要开始写文章了”。雪峰是抽打懈怠的鞭子，是丁玲不断向前走的推动力。所以有人认为，胡也频之死对于丁玲确然是一种巨大的刺激，但加速丁玲转变而左倾的却是雪峰，他对丁玲的影响更大。
又一个创作高峰期
工作的热情，特别是在雪峰领导下工作，让丁玲从丧夫别子的愁苦中走了出来。她振作自己，按着雪峰期望的样子去生活，除了编辑《北斗》，她还努力创作，那是她的又一个创作高峰期。
1931年7月，她开始写《某夜》，小说记叙了一个“忠实而又努力”的“热情的诗人”，在寒冷的冬夜与二十几个革命者一起英勇就义的场面，显然那是胡也频。但是小说没有完成，“后来因为别的事便又搁下了”，直到第二年6月才把它续完。这“别的事”不仅指《北斗》，还因为她先要写完《田家冲》，这是从湖南一回到上海就动笔的，写大革命失败以后知识青年在农村发动革命的故事，是在家乡得来的素材，母亲有好几个学生都参加了革命，并在马日事变之后遭到屠杀，他们的故事深深震撼了丁玲。在1931年4月那篇自序性的《从夜晚到天亮》中，丁玲写道，“稿纸铺在桌子上，还只写了十二页，才写到天真的农家女幺妹和那三小姐坐在土屋前讲过去童年时候的事。她于是继续写下去，写大哥这时在不远的地方修田坎……”这稿纸上写着的就是《田家冲》，写地主的女儿三小姐从城里来到乡下，住在农家女幺妹家里，悄悄开会发动农民斗争的故事。从情节看，那时《田家冲》已经写好了三分之一。
丁玲把两篇小说交叉着同时写，《从夜晚到天亮》5月发表于《微音》月刊，《田家冲》刊载在《小说月报》7月号，有人批评它“有罗曼蒂克的感觉”，丁玲承认《田家冲》确有失败之处，但“这材料确是真的”，写的是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下的女性革命者。
紧接着就是《水》。
丁玲自出道以来，一直写城市写知识分子，突然间写了一群农民、一场农村大水灾，尽管在《水》之前有《田家冲》作为城乡转换的铺垫，但是无论场面、气魄、反映生活的广阔与力度，《田家冲》远不能与《水》相比。这是丁玲革命意识增强和创作上再次努力突破自己的实践，她后来说：“我一定要超过自己的题材的范围，《水》是个突破。《水》以前是《田家冲》。写了《田家冲》不够，还要写《水》。这两篇小说是在胡也频等牺牲以后，自己有意识地要到群众中去描写群众，要写革命者，要写工农。”
丁玲说：“我写农民与自然灾害作斗争还比较顺手，但写到农民与封建统治者作斗争，就比较抽象，只能是自己想象的东西了。”她写《水》，与童年的经历有关，常德地处沅江下游，“每到春夏，就要涨水。一涨水，常德县城就像一个饭碗放在水中，城外一片汪洋，有时都和城墙一样高了，城内街巷都要用舟船往来。老百姓倾家荡产，灾黎遍地，乞丐成群，瘟疫疾病，接踵而来。因此，我对水灾后的惨象，从小印象很深。”
《水》大受好评。茅盾在1933年丁玲遭绑架后写的《女作家丁玲》中说：“《水》在各方面都表示了丁玲的表现才能的更进一步的开展。这是以1931年中国十六省的水灾作为背景的。遭了水灾的农民群众是故事中的主人公……这篇小说的意义是很重大的。不论在丁玲个人，或文坛全体，这都表示了过去的‘革命与恋爱’的公式已经被清算！”
关于《水》的第一篇评论出自雪峰之手。《水》在1931年9、10、11月的《北斗》上连载，1932年1月的《北斗》就出现了署名“何丹仁”的《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雪峰首先肯定了小说的成功：第一，“作者取用了重大的巨大的现时的题材”，“快捷的”取用了“像水灾这样动人的，时事的，照出整个中国社会生活的题材”。第二，“在现在的分析上，显示作者对于阶级斗争的正确的坚决的理解”。第三，“作者有了新的描写方法，在《水》里面，不是一个或二个的主人公，而是一大群的大众，不是个人的心理的分析，而是集体的行动的开展。它的人物不是孤立的，固定的，而是全体中相互影响的，发展的”。
丁玲的写作道路
雪峰进一步分析了丁玲的写作道路，说从《梦珂》到《田家冲》，“明显地反映着作者自己的觉悟，悲哀，努力，新生”，“丁玲所走过来的这条进步的路，就是，从离社会，向‘向社会’，从个人主义的虚无，向工农大众的革命的路”。但是这还不够，“《田家冲》至多不能比蒋光慈的作品更高明”，“在《田家冲》和《水》之间，是一段宝贵斗争过程，是一段明明在社会的斗争和文艺理论上的斗争的激烈尖锐之下，在自己的对于革命的更深一层的理解之下，作者真正严厉的实行着自己清算的过程。那结果是使她在《水》里面能够着眼到大众自己的力量及其出路”。
雪峰认为：“像这次这样巨大的水灾的题材，作者只造成了近于‘速写’的二三万字的短篇，是分明没有完成这题材所给予的任务的。实际上，《水》是应该续写下去的。”他没有给予《水》过高的评价，一再强调这“只能是新的小说的一点萌芽”，这样说才“更妥当”。后来他在1947年编选《丁玲文集》写的《后记》里又说，《水》“这作品是有些公式化的，同时也显见作者的生活和斗争经验都还远远地不深不广”。评论丁玲的作品，他始终很严厉，但丁玲一直认为，雪峰的评论是最好的评论。
丁玲自己也讲过，《水》是仓促之作：“直到《北斗》第一期要出版，才在一个晚上赶忙写了《水》的第一段。后来的都是在集稿前一晚上赶起，这篇《水》的完结，可说是一个潦草的完结。原来预备写八万字的，后来因为看《北斗》稿子太忙，构思的时间没有，又觉得《北斗》上发表太长不适宜，就匆促把它完结了。几次想改作，或另加一篇，都为时间所限，没有达到这个心愿。”
由于雪峰的鼓励，丁玲并没有止于《水》，她又产生了一个“宏愿”，以上海民众抗日救国斗争为题材，计划写一部十余万字的长篇。丁玲参加过多次抗日游行集会，对于民众的强烈情绪有深切感受，和《水》相比，这是一个更熟悉的素材。但或许是愿望太为宏大，时间又过于窘迫，所以只写了两万多字的《多事之秋》，便放手了。从在《北斗》上发表的这两万多字看，并没有超过《水》。
1983年12月19日，骆宾基来看丁玲。他正在写一篇长文章，回忆1939年初，他受人之托去义乌县神坛村给冯雪峰送一套刚出版的《鲁迅全集》，雪峰留他住了三天，长谈了三个夜晚，让他终生难忘。他已经写出《初访神坛（第一夜）》，在《新文学史料》刊出后反响甚好，三联书店打算出书。但继续往下写时遇到困难，骆宾基希望能从丁玲那里得到一点提示和帮助。
骆宾基告诉丁玲：雪峰第二夜还谈到了你。丁玲很有兴趣地问：雪峰怎么讲到我？骆宾基说，雪峰讲到你的时候，讲到了《水》，他很欣赏《水》，还讲到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他见了你，有一个感想：完了，什么都完了，名誉呀，地位呀，都完了。我心里想，怎么会有这种感情呢？后来年纪大了才懂得，那是一种被俘虏的样子，一见钟情的样子。
丁玲大笑道：那他都没有给我讲过，没有表现过。在形式上，心理上，事实上，我和冯雪峰两个人有一种感情，而这种感情是我和胡也频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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