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央档案馆、中华书局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后简称《笔供》）新书发布会，并在会上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和国家图书馆赠书，作为其永久收藏。
中央档案馆保存有侦讯1109名日本侵华战犯的档案。该书共选收了800多名日本侵华战犯的笔供，数量之多、内容之巨，为历次之最，其绝大部分供述为首次公布。该书共120册，分两辑出版。第一辑50册，涉及战犯327人，档案超过26000页。
真实反映战犯罪行
中央档案馆政策法规研究司副司长常建宏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笔供》内容全部来自中央档案馆馆藏，绝大部分内容是首次对外公布。第二批与第三批战犯笔供将在完成整理编辑后，于今年第四季度出版公布。
2014年上半年，中央档案馆开始公开日本战犯笔供的筹备工作。7月3日，中央档案馆以网络视频形式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了曾被我国公开审判的45名日本战犯笔录。记者了解到，《笔供》所选内容包括笔供原文、补充、更正、附言以及中文译文等，按当年审理战犯罪行的名单排列顺序。常建宏说：“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它将每个战犯笔供中的重要罪行在编辑中做了提要呈现，并翻译成英文。”
1950年至1956年间，我国先后在抚顺、太原两地关押日本侵华战争罪犯1109名，这些人员的供述资料都是此次战犯《笔供》的来源。此外，1956年6月～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分别在沈阳、太原对铃木启久等45名战犯进行了公开审判。如今，这些审判日本侵华战犯的档案保存于中央档案馆中，仅文书就有近3000卷。
累累罪行触目惊心
《笔供》反映了日本侵略者在侵华期间，肆意屠杀、抓捕、奴役和毒化中国人民，制造和使用细菌武器、化学武器，进行人体活体实验，进行细菌战、毒气战，建立慰安所，强征“慰安妇”，掠夺物资财务，毁灭城镇乡村，驱逐和平居民，犯下了一系列违反国际准则和人道主义原则的滔天罪行。
战犯冈野金吾的笔供中写道，1939年他与同伙奉命将250名八路军战俘押送至“第四军司令部”。“对他们进行奴役做秘密工事后，或将其炸死、枪杀或用来试验细菌而将其惨杀。”
战犯池田义三郎的笔供记述到，1937年9月，在河北省参加秦悦作战时，他看见从村中间向田里跑去的一名中国人，“我认为他是与抗日军有关的人员，故加以逮捕。当送到中队长面前时，他说‘真麻烦，杀掉得了。’”于是命部下用刺刀刺穿他腹部。
《笔供》中分散、零星地涉及许多抗战期间的历史事件，如，榆关事变、南京大屠杀、卫河决堤、强征慰安妇等。战犯所供罪行的时间跨度覆盖并超出1931～1945年抗战时期。空间上包括东南亚一些国家。
战犯柴山喜八郎的笔供显示，1940年9月至1945年5月，在山东省莱芜县、聊城县、阳谷县、济南市等地，强奸慰安妇“合计30名”，其中中国妇女16名，朝鲜妇女14名。
历史研究价值独特
常建宏强调，《笔供》最独特的价值在于，它是战犯们在侵略中国战争中所犯罪行的自供状，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所犯罪行无可辩驳的证明。常建宏补充道：“《笔供》只是按原貌公布档案，由于写作笔供时已距事发时间较远，加之种种主客观因素影响，笔供中的记述未必准确无误。其中不乏有蔑视中国人民、自我吹嘘或美化侵略的地方，应注意鉴别。”
从我国政府当年审判日本战犯的过程可以看出，我国政府给予了他们人道主义的待遇，耐心地唤起他们的人性。中央档案馆馆长李明华指出：“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被判刑还是没有被判刑的战犯，他们被释放回到日本后，绝大部分都参加了‘中归联’（中国归还者联络会——记者注），从事中日友好活动。一些幸存者至今对当年的罪行痛悔不已，表示谢罪。”
出版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少困难。常建宏介绍，为保证扫描的图像质量，工作人员需要将原已装订成册的案卷拆开。然而档案原来用纸规格、质地不一。有些纸较薄，寿命又已超过60年，极易破碎；有些纸正反面都有字，可能还会透过字迹，如何保证图像质量，需要不断调试。
常建宏说，为准确摘录罪行提要，工作人员需要反复、多次、仔细阅读笔供中的文字内容。为了减少差错，编辑过程均经过多道审核与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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